艾滋千萬別到疾控中心（可以直接去疾控中心查艾滋嗎）

口述 ：洪濤

作者：趙力

我們現(xiàn)在每天穿著白服工作，雖然不是醫(yī)護人員，但我們很認真、更不敢掉以輕心。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不能忽略。

我還記得2009年冬天自己喝多了的樣子。那是在一次工作晚餐上。也許是因為很少喝酒，在連續(xù)敬了幾杯酒后，我暈得腦子都不清醒了。和我一起的同事說，我拉著當?shù)匦l(wèi)生局領導的手，翻來覆去地念叨著那半句話，“你幫幫他……你幫幫他……”

就在端起第一杯酒前的幾個小時里，我和黑龍江省紅十字會、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走訪了當?shù)氐膸讘?span id="eubxopg"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2097898">艾滋感染者。當我們最后來到一位感染者家里時，不僅是我，同去的工作人員們也都震驚到無語了。

一拉開那扇小小的木頭門，就能聽到屋子里傳出的呻吟聲。那是一個才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他躺在炕上、蒙著被子，整個人縮在被子里，聲音不大地呻吟著。

炕的另一端，窗戶用塑料布封死，上面結的全是霜。水泥地面，凸凹不平，像是一個個腳窩。屋里實在太冷了，我們在屋里說話，吐出一團團的哈氣。因為是林區(qū)，小伙子的母親去林子里采了點蘑菇，正給孩子煮湯，這或許是這個貧困家庭唯一能給孩子做的事情了。

小伙子的父母都已五十多歲，眼睛里透著無助。甚至連求我們幫忙，都不知道如何開口，只是局促地站在平房一角，盡可能地把空間留給我們。幾乎所有的人心都揪著。我實在忍不住了，晚飯的飯菜還沒上桌，連著倒了幾杯酒，敬當?shù)匦l(wèi)生局領導，“這個小伙子真的太可憐，你幫幫他吧！”那位領導眼圈也紅了，連著干了，“放心，放心！”

后來，紅十字會和當?shù)匦l(wèi)生局給小伙子想辦法找了一車煤，還送了米面油?？尚』镒硬〉煤苤?。半個月后，聽說他去世了。這么一個鮮活的生命，在十八九歲這樣美好的年紀，離開了世界。

哈爾濱的熱線

生命中很多事情，似乎冥冥之中被安排著。2002年，我陪朋友去疾控中心檢查。那時很多檢測都只能在醫(yī)院或疾控中心進行，比如查梅毒和性病，還有艾滋病。在疾控中心我見到了“哈爾濱同志健康熱線”的負責人、一位疾控中心的醫(yī)生。

1996年我大學畢業(yè)，到2002年時換過幾份工作，一直處在比較好的崗位，做老板的助理、秘書或辦公室主任。當時是一個網(wǎng)絡不發(fā)達、群體社交清湯寡水的年代。醫(yī)生和我聊了半個多小時，覺得我很熱心，便讓我去試一試當志愿者。

第一次去“哈爾濱同志熱線”是深秋。那是一個五樓的民宅。一屋一廚，有一張“一頭沉”的桌子、一個書架、一個不知道誰家淘汰的小沙發(fā)和茶幾。最重要的是一部電話。每周二四六晚六點到九點，我們幾個人會輪流來這里接熱線。我們的編號里沒有0號，沒有1號，一開始挑頭的就是2號。按照先后順序，我是8號，后面有9號。

我們沒有報酬，但特別喜歡這份工作。輪到接熱線的時候，一下班我就趕過去。雖然每次會有十塊錢補貼，但有次我加班出來晚了，打車過去單程就花了二十多塊錢。

“同志熱線”對當時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對于性取向、生活方式和艾滋病知識了解的渠道。從2002年到2005年，我接了幾百個電話。當時人沒有咨詢1和0等話題的，打電話的朋友都是有著苦惱和困惑。夜里九點，接完熱線的我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公交外加半小時步行回家。冬天很冷，但我穿得很多，走得很快，加上接熱線很有成就感，一路上甚至會渾身冒汗。

當時我還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對這些并沒有太多了解，如果問我，我會說工作需要加班。他們也理解。正是如此，讓我在艾滋病這條路上，越走越深。

兩個辦公室

我從來都不是個聰明的人，可能我太老實了。從接“同志熱線”開始，會有人打來電話，說想和我交朋友。可電話接線員有規(guī)定，不能和打來電話的人見面，更不能交朋友。那時也沒有監(jiān)聽，我卻老實地說，“對不起，我是八號接線員。你要是喜歡和我聊天，以后打來電話，可以問八號什么時候上班，但我們不能見面，我們只是通過電話咨詢的工作關系。”

那時，我們既年輕，又很開心。我們很天真，很守規(guī)矩。我們也很認真。2005年，作為一個快三十歲的男人，總要找到一些支撐自己的力量。但心里多少有些失重。我的老板知道我接熱線、做艾滋防治公益，就問，“你靠這個能養(yǎng)家糊口嗎？”這話猛地道出了我心里不敢面對的問題。我骨子里覺得我們都是來自這個群體，很多朋友又感染了艾滋，我很想做這個工作。但做這個工作能養(yǎng)家糊口嗎？

2007年，我回到哈爾濱，在一個比較大的房地產(chǎn)公司做老板秘書。那個時候，這個老板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套間：他在里面辦公，平時關著門，足有一百平；我在外面，負責接待訪客和一些行政上的事務，包括接待室足有二百平。不知道為什么，就在老板拍板說用我的時候，人力資源總監(jiān)很擔心，說看我就是心不在這份工作上的人。

也許總監(jiān)看出了我的真實想法，所以轉機出現(xiàn)得雖然很突然，但我?guī)缀醵紱]怎么考慮。當時省紅十字會的一個處長約我在紅十字會附近的一個面館見面。這位很有魄力的女處長一邊吃面一邊向我介紹，荷蘭紅十字會資助中國紅十字會在做一個國際項目，希望我到省紅十字會做國際項目官員。

之前一直卡住我的“艾滋病工作沒有固定收入”的難題迎刃而解。那時對我來說，做艾滋工作特別上癮，不僅能體會到樂趣，還能吸引我一直做下去。

雖然省紅十字會的名頭很大，比億萬資產(chǎn)老板的公司好聽得多，但卻是一個窮衙門。這個國際項目的辦公室大概十五平左右，有一個處長、一個員工，再加上我。辦公室里除了三張桌椅，靠墻的全是辦公柜，空間逼仄。

如果說以前我做艾滋病工作，完全是熱情。那么到了紅十字會，我才真正開始接觸艾滋感染者。當時，我主要代表紅十字會資助哈爾濱市內的多個小組辦周末同伴教育培訓班。培訓班是分級培訓，首先由紅十字會將骨干集中起來培訓，再由這些骨干擔任同伴教育員，去給本小組內的更多進行培訓。培訓的形式也有很多，互動、游戲、脫敏，大家可以在培訓上相互傾訴、聊天交流。我的工作除組織培訓外，還要去各個培訓班上督導，看是不是認真辦。培訓的效果越來越好，一開始只在哈爾濱開展，后來擴展到了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大慶、雙鴨山……這些地方的小組至今依然活躍著。

參與紅十字會項目時的洪濤

愛心家園

我雖然是做艾滋病工作的，但具體分工負責的卻是艾滋感染者工作。那個時候，紅十字會希望我能將在MSM項目中的經(jīng)驗擴展到艾滋感染者項目中。

紅十字會和疾控合作，為艾滋感染者建立了“愛心家園”。這就像是一個基地，可以包容很多社會里難以接納的人。當時艾滋項目的綜合條件好一些，有單獨的辦公室。由于這是一個純艾滋感染者組織，對我來說接觸難度不是很大。我一開始去時，活動室每個月會組織兩三次聯(lián)誼和交流?？勺畛鯉状?，來參加活動的感染者對我非常客氣，從他們的眼神、語氣中我能感覺到一種看不見的防備。

三次之后，他們忽然接受了我。他們說，看到我不介意和他們在同一個盤子里夾菜，用同一個杯子喝水，而且不是裝出來的。感染者朋友們還告訴我，那個時候很多人不愿意和他們吃飯，甚至是一些醫(yī)生可以過來上課、做培訓，但到了吃飯的時候，會說自己有事、不參與了，或者說自己很忙，就走了?！昂孟褚黄鸪燥埦湍馨阉麄兏腥疽粯印！备腥菊吲笥训恼Z氣里透著氣憤和無奈。

在那個年代，對艾滋病的提防是很深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感染者，一輩子沒結婚，兄弟都歧視他。一次他去弟弟家取戶口本，弟弟不讓他進家門，而是用一個小籃子，把戶口本從樓上放下來給他。有了愛心家園，逢年過節(jié)，我們就邀請他來吃飯。一次大年三十，他生病住院，我還和家里人一起去給他送了飯。

我們這里還有一個地方，情況比較特殊。感染者都是因為太窮、不得不進行有償獻血而感染的。早些年，不僅經(jīng)濟不發(fā)達，醫(yī)院對艾滋病的了解也很有限，越是小地方，歧視越嚴重，那些因手術和有償獻血感染的人，要經(jīng)受身心的雙重打擊，其中很多人又是女性，生活起來更加艱難。于是我就去這里開展活動。幾次之后，一個大姐拉住我的手說，“可想你來了！”只有我去了，她們才會有一個機會，可以在一起聚一聚，哪怕倒倒苦水。

其實，這位大姐生活也很苦。她家里是丈夫先感染，后來傳染給她，她那個時候五十多歲了。有一次她路過姐姐家，口渴得厲害，就去討一口水喝。她姐姐翻箱倒柜找出一個不知道什么時候的破碗，給她喝完之后，讓她把碗也拿走。大姐和我講這些的時候，眼里滿是淚水。

這么多年，我做艾滋感染者的工作，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讓大家把苦都說出來，讓大家聽，然后相互安慰，彼此鼓勵著更好地生活下去。

參與國際合作項目時的洪濤

穿起了白大褂

2012年，紅十字會的國際合作項目結束，我也離開了，開始全職做黑龍江康同社區(qū)（志愿者組織）的負責人。那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一年一搬家。一來是房東覺得我們是做艾滋病的，他們不喜歡。二來是我們最初也沒什么錢，租房子都是挑便宜的。

幾次后，我們也有了經(jīng)驗，會主動和房東講，我們不是搞傳銷，是和紅十字會、疾控中心一起，搞一個志愿者活動室。最初我們在“馬丁基金會”的資助下，租了間五樓的民房。后來更換到一樓。雖然那些年不斷地搬家，可這并不會影響每一個前來的感染者朋友都有一個“家”的感覺。

如果說我一開始接熱線是出于熱情，到紅十字會做艾滋感染者工作是職業(yè)，那么我們從圍繞著艾滋做宣傳、再做實質性的檢測，才是真正走上了艾滋干預的道路。

2011年，第一次接觸到艾滋快速檢測。在我看來，快速檢測是醫(yī)療服務，雖然是第一次接觸，但既不興奮，也不害怕。腦子里想的就是學習到了一個新技能，可以給大家做服務。每一次做快速檢測時，我考慮的都是扎的對不對，時間夠不夠，有沒有做錯？

第一次做出陽性，我自己很害怕，心里一遍遍問自己該怎么辦？當然，我們現(xiàn)在通過快速檢測的服務，很明確地知道能幫對方什么?？傻谝淮蚊鎸ψ约簷z測出來的陽性，對方已經(jīng)像天塌了一樣，雖然后期還有確證檢測，但我們的快檢就是初篩，在他心里上仿佛有了一個判決。以前說做艾滋干預，基本上是敲鑼打鼓喊口號做宣傳，現(xiàn)在才是真的工作了，影響到了每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們對新檢測發(fā)現(xiàn)的感染者，做的最多的就是陪伴和傾聽。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感染了，坐在我這里，邊哭邊說，把面前一整包面巾紙全用沒了。那個時候，我能做的，就是陪在他身邊。

還有一次，一位十七八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里快檢初篩，發(fā)現(xiàn)感染。孩子很無助，告訴了媽媽。這位媽媽領著孩子過來，母子二人都哭了，一直問我該怎么辦。這并不是個例。很多十八九歲的孩子在發(fā)現(xiàn)自己感染后，都很無助，只能告訴家長。家長也同樣無助。母子二人在我辦公室里一起哭的場景比較常見。我會耐心地講給媽媽聽，直到媽媽先平靜下來，家長是孩子的主心骨，遇到家長帶著孩子上門的情況，要多做家長的工作，對孩子有好處。

為服務對象提供檢測咨詢

2013年，在省市疾控中心的指導下，我們開展了哈爾濱市MSM人群哨點監(jiān)測工作，并開始雇護士來辦公室進行采靜脈血檢測。但并不是每個前來檢測的人都會小心地把用過的棉簽扔到垃圾桶里。于是，樓道里時常會有帶血的棉簽，鄰居開始撥打市長熱線舉報，衛(wèi)生監(jiān)督所也來查我們。疾控中心得知后，也出面協(xié)調。但這樣長期下去不是辦法，于是在省市疾控中心的幫助下，我們搬到了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中心工作。2014年，由社區(qū)醫(yī)務人員來協(xié)助采血。

但好景不長，到了2015年，社區(qū)服務中心不讓我們繼續(xù)在那里工作了。主要是由于社區(qū)醫(yī)務中心空間不大，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另外比較重要的原因是社區(qū)醫(yī)務中心沒有艾滋檢測這項工作內容。

沒想到的是，我們小組的一個志愿者領著艾滋感染者去傳染病院治療時，無意中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傳染病醫(yī)院很有興趣和我們合作。后來省疾控和傳染病院對接，醫(yī)院給我們提供了獨立的辦公室，我們開始到傳染病院工作。

現(xiàn)在，我們在傳染病院形成一站式服務：動員檢測、發(fā)現(xiàn)患者、在本院做確證、出報告，我們再接著和感染者聯(lián)系、講解、服務，再轉給醫(yī)生做抗病毒治療。每年我們能檢測出二百多位艾滋感染者。之前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三百多?，F(xiàn)在每年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一定比例的感染者是我們小組發(fā)現(xiàn)的。

我一直認為，艾滋預防是要走職業(yè)化道路，不能只靠熱情。但是要讓一批人可以認認真真全心全意做好工作，經(jīng)費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年來，省市疾控中心一直支持我們、國家防艾基金辦也在資助我們。2013年后，國際資金逐漸撤出中國，對于全國的社群組織來說都很困難，但是政府和疾控機構很重視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2014年，省疾控資助了我們一年，2015年國家成立了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基于我們的工作經(jīng)驗、人員能力、地方支持等原因，我們持續(xù)得到了基金的資助，也有了固定的工作人員。

2020年洪濤被聘為社會組織防艾基金第二屆咨委會委員

我們現(xiàn)在每天穿著白大褂工作，雖然不是醫(yī)護人員，但我們很認真、更不敢掉以輕心。雖然每天一遍遍地說著幾乎一樣的工作內容和做著同樣的指導，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不能忽略。

但我們仍是一個民間機構，民政登記都沒有。我從2014年開始跑注冊的事，省民政、市民政都跑過，但一直沒有尋找到合適的業(yè)務主管部門，所以一直到現(xiàn)在，我們都沒有實現(xiàn)民政登記。

但這并不會影響我一直把艾滋病工作做下去。我的男朋友也非常支持我。我們在一起十三年了，是通過當年省紅十字會活動認識的。我們倆現(xiàn)在基本上出柜了，過著老夫老妻的生活。他做飯既快又好。我卻不會做飯，在家的工作就是刷碗。

如今，我也年近半百，和當年的大學同學們相比，也許他們賺到錢了，但是我覺得自己過得挺有意義的，每天可以在生活中能幫助很多人。我想這種成就感是他們沒有的。